入幽谷

一 近卫声明

日本人在拿下了广州和武汉之后,便很踌躇满志地没有再加紧进攻,那是很有道理的。所谓“不战而屈人之师者上也”,那批矮腿邪眼的孙子高足是在那儿实验着不战而屈人了。这意识很鲜明地表现在近卫的两次声明里面。

第一次声明发表于十一月三日,在武汉撤守之后,长沙大火之前。很简短,文不过三段,字不过五百,然而却很扼要而有斤两。

第一段一开首就这样说:“帝国陆海军,此次仰赖陛下震武棱威,攻陷广州及武汉三镇,戡定中国各要地,国民政府由是降为地方政权。”很值得玩味。这是说征服中国的大功业已告成,所谓国民政府是值不得作为大规模的军事对象了。故接着便下一转语:“但该政府如仍冥顽不灵,固执抗日容共政策,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,决不停止军事行动。”这更明明是替“该政府”指示出了一条自新之路:只要你不“抗日”,不“容共”,那便再不打你了。“抗日”倒无所谓,因为你已“降为地方政权”,无足轻重。最要紧的是不能“容共”。

第二段申述所谓“建设新秩序”,要“由日、满、支国相互提携,树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”,以“达到共同防卫,创造新文化,实现经济合作”。这就更明白地替“地方政权”指示出了今后的任务:“共同防卫”——反共反苏。

路子已经开好,“至于国民政府,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,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,秩序之维持,则帝国亦不事拒绝”(第三段),招降纳叛,明目张胆了。“另由其他人员”,看来好像是把蒋介石、汪精卫都除外了,其实这儿正是文章,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,那就不算除外。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,在军事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,在政治方面便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一切进步分子了。

这一政治攻势异常猛烈,在今天看起来,我们可以说就是这篇文不上三段、字不满五百的东西决定了“地方政权”今后整个的动向。

汪精卫是被诱引出去了。这位“副总裁”在十二月十八日飞出重庆,二十一日又飞出昆明,飞到了越南的河内。接着是二十二日近卫又有第二次声明,更索性把“共同反共”的要求提出了。“共党在东亚之势力为吾人所不能容忍。日本认为日、支两国为表现日、德、意三国之反共精神,亦应有必要成立反共协定。”“日本为达到此项目的,要求在华驻兵,并要求将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地带。”于是而有汪“副总裁”的艳电(十二月二十九日)响应,公开通敌,赞成缔结“中日防共协定”。

“副总裁”是这样了,另外一位“正总裁”是怎样的呢?作风是不同,角色是不同,而所演的却同是一出戏。自从武汉撤退以后,一直就是积极防共、消极观战,如此者六七年,不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证明吗?

在武汉时代本来决定在撤守之后要在衡山设立大本营,继续积极抗战。后来这个计划无形无影地打消了。这不是比汪精卫的艳电还要更有实质的响应吗?

长沙大火之后,也还开过一次堂皇的南岳会议,决议了好些方案,像煞有介事。当时曾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口号,“宣传重于作战,政治重于军事”,我们做宣传的人竟曾为此而大感高兴。但在今天看来,从此纸上抗日、事上反苏,不就是“宣传重于作战”吗?防共积极、抗战消极,不就是“政治重于军事”吗?

我们,实在是太天真得可爱了。

二 流连南岳

南岳会议是在十一月尾上召开的,我只是在闭幕的一天赶去参加了一次,依然是猛将如云、谋臣如雨的场面。我当时倒有过一点惊异,在抗战应该吃紧的期间,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将领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?参加的人,粗略的估计,总怕起码有三百,都是一些将官阶级。这些人在紧急的关头,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来从容论道,不认真是一件奇事吗?

会闭幕后,当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,但我们却被留了下来:原因是“最高”的一篇闭幕辞,要我亲自带到桂林去付排,而文稿尚须“文胆”陈布雷整理。这一整理费了很多时间,不仅当天夜里没有弄好,连第二天一个大清早都没有弄好。因此我们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岳。

那篇闭幕辞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东西,那儿空空洞洞地没有说到什么,重要的只是谈了一个曾国藩的故事。曾国藩初练水师,一战为太平天国所败,想扑水而死,为部下所劝止。嗣后乃返衡阳练兵,才转败为胜,终把太平天国平定了。(因手中无书,说不定有些错误。)由这便搭到对日抗战。虽然战败了,不要气馁,要学曾国藩再接再厉,收到最后胜利。这个故事的征引实在不伦不类。抗御外侮、转败为胜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,他不肯举,而偏偏举了一位内战专家、民族叛徒的曾国藩。尽管多少是有点本地风光,但那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励内战吗?

但我们实在太天真了,要专候整理,并像赍送圣旨一样,专送桂林,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牵连着多住了一天。

不过有了这一天的耽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,让我们去登了一次南岳。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议的了,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,周公、贺衷寒和我,我们三个人约着去登山,都相约不坐轿子。这倒给我留下了一个意外的纪念。

南岳衡山是被人传说得十分庄严的,古代作为五岳之一,祭秩比于三公。特别是有了韩愈《谒衡岳庙》的那一首诗,在读书人的脑中,仿佛它真像是一个“天假神柄专其雄”的神物,时常在“喷云泄雾”。但事实上倒并不怎样神奇,特别由我这个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看来,它实在平常得很。除在山脚下有一些风景区之外,山上都显得非常索寞,既没有什么“松柏一径”的大树,也没有什么“粉墙丹柱”的灵宫。我们只走到半山的铁佛寺便歇下了。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庙,但还好,周围倒是有些林木的。贺衷寒说,再往上走过了南天门,风景就更好了。但我们没有再往上走,并不是我们没有脚力,而是太寂寞的山景没有引诱我们的魄力!

铁佛寺的老和尚替我们预备了一顿中饭,把庙里自做的豆腐卤拿出来做菜。那倒是再好也没有的珍品啦。小方块的豆腐,糟得很透,色虽灰败而味道很鲜。我们吃了一盘又一盘,把罐子的储蓄都吃光了。和尚很高兴,就好像做了一场大功德,当然我们也并不是白吃的。

在那铁佛寺下边不远处有李泌的读书室,这是所谓名胜古迹了。我一个人特别走去看了一下,那更是使人失望得很。不要说什么“邺侯家藏书,插架三万轴”,就是三本《三字经》都从那儿找不出来。一列三间的小祠宇,庸俗得实在是无法形容。

但这一次的登山,我却有了一首纪游诗,是在那下山途中勉强凑成的。

中原龙战血玄黄,必胜必成待自强。

暂把豪情寄山水,权将余力写肝肠。

云横万里长缨展,日照千峰铁骑骧。

犹有邺侯遗迹在,寇平重上读书堂。

为了附庸风雅,不得不矫揉造作一番,骗骗自己而已。

那天的天气倒是满好,并没有像一千多年前的韩愈那样,逢着“阴气晦昧”的秋雨节,而劳他“潜心默祷”。众峰是很朗壑的,虽然并不怎么“突兀”,也不显得有所谓“紫盖连延接天柱,石廪腾掷堆祝融”那么生龙活虎般的活跃。但山外的眺望为韩愈所忽略了的却很有可观,七十二峰都一一呈列在目前,好像万马奔腾。韩愈只照顾着衡岳本身,而失掉机会照顾到岳外,我很替他可惜。

三 桂林种种

十二月二日清早由衡阳坐火车动身,三日清早到了桂林。这次有火车的方便,自然没有前两次那样狼狈了。

到了桂林之后,主要的工作是把三厅的人员分了三分之一留下来参加行营政治部,由张志让主持,行营政治部主任是梁寒操。另外的人员便陆续由卡车运往重庆。只有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别致,他们自告奋勇,决定步行,沿途工作,走向重庆。他们这一计划后来是很完满地成功了。

那时候陶行知也在桂林,他召开过一次小朋友的大会,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会吧。他曾经邀我去演讲,我说过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意思有了改变了,并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,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。这一转机,就是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给予我的。

长沙大火后有一家白报纸的囤积店没有烧掉,却又搬运不出:因为在善后期中火车只限于军运,断绝了商运。那家囤积商便向三厅求售。令数很大,我现在记不清楚了。商人作为烧掉了,要价比成本还要低。我把这事向陈诚提出过,要政治部买下。陈诚到长沙时给了我一个手条,交总务厅办,而总务厅的那些颟顸老爷却始终没有办。到了桂林那纸商又来找我,我便独行独断地索性由三厅来收买了。这到后来一直供给了政治部好几年的使用,而且还使第二代厅长何浩若,第三代厅长黄少谷,各各都揩了一笔大油水。

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们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的,但因经费无着,地方上的当局也无意帮忙,以致虚悬着。我扭着陈诚,向政治部要津贴。他很勉强地答应了每月津贴二百元。这津贴的数目虽然少,然而是中央机关所津贴的报纸,对地方党部的麻烦也就是一副挡箭牌了。同时又由夏衍到香港去筹了一笔经费,于是这份文化人的报纸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复刊了。——这报纸是在两年之后,张治中做政治部部长时代,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。

立群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夏衍、孙师毅、池田幸子等同车,离开了长沙之后,她比我先到桂林。她曾经在省政府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,但不幸在十一月底遭了轰炸,除了随身穿着的一点衣服之外,所有的东西部被炸光了。人没有牺牲自然是件幸事。

立群还有一位母亲,是岑春暄的侄女,本来是在行政院任职的,南京失陷时带着一位十三岁的幼女逃回桂林。她们也是什么东西都丢光了,暂时住在水东门的娘家——岑氏宗祠里。据说,依旧时的封建习惯,凡是出了嫁的女子便不准在娘家过年;看看要到年末了,又只得从宗祠里搬了出来。这一老一弱的今后的生路,我们也是须得负责的。这件琐屑的私事,多蒙朋友们的帮助,却解决得最理想。小妹立修,我们要她参加孩子剧团,她很踊跃地参加了。岳母岑蕴文搭着苏联顾问团的小汽车,先我们到重庆。她们两母女不久更由重庆到了延安,于今是比我们更自由,更幸福了。

在桂林我们住在乐群社,有乃超和杜老同住。不久翰笙由香港回来了,他所采办的医药用品,留下了程步高负责搬运。他们的辉煌成就,我在前面是已经叙述过了。

乃超在计划设立日语训练班,打算训练一批人员出来,加紧对敌宣传工作。为了这项工作,他和鹿地亘两人留在桂林,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五月。但工作却受到梁寒操的种种牵掣,没有达到理想的地步。原先本打算由三厅直接办理的,梁寒操生吞活夺的抢去,乃超和鹿地便只以顾问的名义留下。虽然也招了生,开了班,但所注重的不是日语训练而是思想训练。这就是武汉撤守后,国民党反动派所奉行的一贯的国策——照着近卫声明所指示的途径:消极抗战,积极防共。三厅由凌迟而至于处决,所有一切对于抗战有益的工作,从此以往都逐渐被限制,被毁灭了。

我和立群两人是于二十七日飞往重庆的,但在这之前还遭遇过一些悲欢离合。

四 舟游阳朔

“桂林山水甲天下,阳朔山水甲桂林。”

桂林人是很爱夸引这两句话的。到过桂林而且游过阳朔,我自己也能承认,这两句话并不算夸大。桂林和阳朔的山水(认真说,只能是山)的确很奇特。那些水成的石灰岩,经受了无数万年的风蚀雨削,一座座的山峰各不相连,拔地而起。而千万个峰顶各呈奇状,或如乱叠云母,或如斜倚画屏,或如螺、或如菌、或如书帙在架,或如矛头插天,象鼻、狮头、马鞍、人帽,无形不备。这种山型,我在别的地方不曾看见过。安徽人艳称黄山,但从照片上看来,黄山之奇似乎是在层崖叠嶂间多生小松,而这样的黄山松在桂林、阳朔也并不稀罕。我得承认,桂林、阳朔的山水,在它们的奇拔秀逸上的确是甲于天下的。如果要说到雄浑磅礴,那就完全说不上了。

山是水成的石灰岩,因此便有不少的钟乳洞,在桂林有“无山不有洞”之称。最大的七星崖要算是最大的钟乳洞吧。洞里当然更有些奇形怪象的东西,石笋、石柱、石笔、石帘,叩之有声如钟,成于石浆如乳。但那种不见天日的洞中景物,倒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中的地上景物,来得更能引人入胜了。

那时候白鹏飞(表字经天)在做广西大学的校长。我们是日本帝大的先后同学,因此他很殷勤地招待了我们。他请我到良乡的大学里去讲演过,据说那校舍是岑春暄所捐赠的,这和立群自然有一番渊源了。校舍的园林相当讲究,有一株很大的红豆树,为我生平第一次所见。那样小巧玲珑的红豆,所谓“相思子”,才是结在那样高大的乔木上。

有一次经天雇了两只船,邀约杜老、何公敢、立群和我,同游阳朔。因此我们便得以尽量地领略了桂林和阳朔的风味。

去的一天在下着微雨,在漓水边坐上了两只有篷的木船。大家都带着被条准备在船上睡一夜。殷勤的经天夫人沈兰冰女士更采办好了一天多的粮食,好几瓶茅台。她决心在船上亲手烹调来款待我们。这样的贤主人的确是难得的,情谊既浓重而风韵又清新。在那奇山异水之中,飘泊了一天一夜,即使不是苏东坡,也尽可以写出一篇《阳朔赋》了。

漓水很清洁,水流很缓,平稳地在两岸的山峰中纡回。有点微雨,更增加了情调。空气是凄冷冷的,远峰每半藏在烟霭之中。时有水鸟成群而游。整个的情景好像是在梦里。

白经天爱唱黑头,时不时要突然来几声《黑风帕》,于是便使得群山震恐,两岸都发出回响。

我在武汉时曾经买过一只手枪,备而未用,这次是随身带着的。中午时分,经天夫人在烹调的时候,我开玩笑地说,打一只水鸟来做菜吧。拔出枪来,砰的一声——水鸟惊跑了。两岸突兀在幻境中的寒山也几乎惊破了。

经天夫人的烹调很拿手,碰着我们这四大家族,都是饕餮大家而兼高阳酒徒,那就相得益彰了。盘盘必须扫地,罐罐必须嗑干,有酒便醉,无话不谈,真真是放纵地过了那么一天多并不雅的粗人豪致。

立群,她看见经天夫人的忙碌而高明,兴致冲冲地去帮忙而学习,于是增加了一段有趣的插话。

晚上经天夫人在油炸落花生,立群接过了手去代她管锅。我在舱里闻到花生的枯味了,走去看时,花生米在滚热的油里已经都焦了。立群说:还没有炸脆呢。油炸花生米是要冷了才脆的,她还不知道。吃的时候,花生米已经带苦味了。我说:满好,这可以帮助消化。

第二天上午到了阳朔。回桂林时是坐汽车,汽车的速度太快,陆上便没有水上那样的风趣了。看来所谓“山水”,的确是山与水相联带的。

五 张曙父女之死

在桂林期中敌机也经常来轰炸。当时一般人对于空袭并不大感觉恐怖,有警报时每每不肯躲。再加以敌机是从广州起飞,预行警报和紧急警报之间距离很短,躲有时也来不及。因此有的人也就索性不躲了。就这样张曙父女便遭了悲惨的牺牲。

有一天中午,张曙回家吃中饭,和他的夫人周节女士据说是有点意见上的龃龉。一家人正开始吃饭,警报来了。夫人跑到附近的城门洞口去躲避,张曙和他一位三岁的幼女却没有同去。警报解除后,父女两人被炸死在花园里。女儿抱在父亲的手里已经血肉模糊,父亲的脑袋被炸成了一个空壳。周节回家,看见这样的光景,立地晕倒了。苏醒转来,一时神经失常,见了任何人都喊“张曙”,而又不断地唱着张曙所谱的《洪波曲》。

张曙是最初参加三厅工作的同志,他和冼星海两人在抗战歌曲的传播上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。他这样惨烈地遭了牺牲,同人们都由衷地表示了哀悼。我们把他埋葬在桂林城外的冷水亭,是我替他写的墓碑。当时以为从此在桂林城可以留下一个胜迹了,然而隔不两年寿昌到了桂林,前往扫墓,竟发现墓被铲平了,碑也被打断了,在一个小沟上做着桥。寿昌有文纪其事。

我和张曙,特别在长沙大火中有过一段分姜分粥的往事,他的一死更十分引动了我的感触。我做了好些诗词对联来挽他。为了纪念故人,就我所能记忆的抄录一些在下边吧。

挽词(调寄《望海潮》)

武昌先失,岳阳继陷,长沙顿觉孤悬。树影疑戎,风声化狄,楚人一炬烧天,狼狈绝言筌。叹屈祠成砾,贾宅生烟,活受阇维,负伤兵士剧堪怜。

中宵殿侍辎轓,苦饥肠辘转,难可熬煎。白粥半锅,红姜一片,分吞聊止馋涎,南下复流连,痛几番狂炸,夺我高贤。且听《洪波》一曲,抗战唱连年。

挽诗之一

宗邦离浩劫,举世赋同仇。

报国原初志,捐躯何所尤?

九歌传四海,一死足千秋。

冷水亭边路,榕城胜迹留。

挽诗之二

成仁丈夫志,弱女竟同归。

圣战劳歌颂,中兴费鼓吹。

身随烟共灭,曲与日争辉。

薄海《洪波》作,倭奴其式微。

挽联之一

一片血模糊,辨不出那是父亲,那是女儿;父女共捐躯,剩有管弦传革命。

连年战坚苦,端只为救我国家,救我民族;国民齐努力,誓完抗建慰忠魂。

挽联之二

慈于为人父,忠于为国民,一死献宗邦,双手未遗弱女。

下之穷黄泉,上之穷碧落,九歌招毅魄,千秋长护旌旗。

挽联之三

壮烈唱《洪波》,洞庭湖畔,扬子江头,唤起了三楚健儿,同奔前线。

点滴遗冷水,八桂城中,七星崖下,痛飞尽满腔热血,誓报此仇。

挽联之四

黄自死于病,聂耳死于海,张曙死于敌机轰炸,重责寄我辈肩头,风云继起!

《杭敌》歌在前,《大路》歌在后,《洪波》歌在圣战时期,壮声破敌奴肝胆,豪杰其兴!

六 弓与弦

十二月的月杪,虽然战事暂时停止了,应该说是最多事之秋。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态度上的一个转折点,从此由貌似积极转向彻底消极,由勉强对外转为专门对内了。

汪精卫既以十八日逃出重庆,飞向昆明,二十一日又逃出昆明,飞向河内。从此脱离了抗战阵营,走上了他的“曲线救国”之路。接着是日寇近卫内阁继十一月三日的声明之后,又于二十二日来一个第二次声明,明白地提出了“共同反共”的建议。二十九日汪精卫急忙来一个艳电响应,极尽了串演反派的能事。

这些都在前面已经提到过。但在“副总裁”汪精卫的艳电响应之前,却还有人更抢先的,便是“正总裁”的蒋介石在二十六日所发表的长亘五千字的响应了。响应的方式自然不同,一个是串演反派,另一个是伪装正派。伪装正派者对于近卫的第二声明是逐句逐字地加以驳斥的。措辞很严峻,不厌烦复。对方说一字,一定要还十字,对方说一句,一定要还十句,于是原声明仅仅五百字的东西,竟回答以十倍以上的长文。两国交兵,长文骂阵,这岂不是一件滑稽的大事吗?

敌人的指示是国民党“停止抗日容共”或“共同防共”。假使真是有抗日的决心,那就该一反其道而行。怎样一反其道而行呢?很简单,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恢复转来,和苏联更加亲密,和共产党更加合作,把抗战的基础建立在动员工农民众上。那就是最好的答复。说得更具体一点吧,赶快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,立即组织战时内阁,把中共的领袖都请出来,共同参与国政;把作为装饰品的参政会索性进升为真正的民意机关,使它有立法并监督行政的大权;同时惩办那些贪污腐化、自私自利的无能卖国分子。那就是最好的答复。只要你真正在抗日,哪有闲工夫在纸上发泄,和敌人隔海骂阵呢?

所行所为一切都照着敌人的指示在做,抗战的大本营不再设立了,连专做红白喜事的三厅——一个比较积极抗日的文化人集团,都尽力地加以分割并缩小了。敌人是很聪明的,你只在文字上显得嘴硬,而言行不符,它还不会会心微笑吗?一个五百字的声明,你用五千字来驳斥,那正证明了你对于声明必恭必敬地读得十分专心,你是已经受了动摇,你是使敌人收到了攻心的效果,从此你们就可以以心传心了。

岳州拿下后敌人不再进,长沙大火后敌人也不再进,这是敌人的示惠,放长了缰绳,来坚定你对于“声明”的了解。两位演员的了解力都很不错,一反一正,一内一外,收到了应合之妙。

因此,汪精卫的出走,在国民党反动派里面,早就有人明白地说过,那是“最高”一人的苦肉计。当时太天真了的人们还有点半信半疑,如今看起来,此一计也,不仅是“苦肉”,而且是苦心了。我们是后知后觉者,看到了陶希圣活着受宠,看到了周佛海死而哀荣,看到了张松献地图,日本人又成为良友,一场闹剧看了十年,才看漏了台。

然而老百姓毕竟是聪明的,前好几年,在川南乡下早就流行着这样的一首民谣:

弓与弦

你是弓,我是弦,

你走曲线我直线,

反正大团圆。

一手弓,一手箭,

盘马弯弓杜美原,

箭箭射燕然。

从前我对这民谣不大了解,现在可完全了解了。弓是谁?弦是谁?用不着再说。“杜美原”不是“土肥原”的变音吗?“燕然”不是以音近而影射“延安”吗?

摆在眼前的形势谁都是知道的!弓已折了,弦也快要断了。土肥原被宣布了死刑,延安已成为解放中国的圣地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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